致敬丨2017年逝去的思想者


来源: 中国经济学人 财经,社会 2018-01-11 {{ like_count }}

作者:爱思想

来源:爱思想网(ai-sixiang)


导语


时光永是流逝,在辞旧迎新的新年之际,我们无法也不敢或忘那些在过去的一年里,永远离开了我们的学人前辈的身影。他们中的大多数,生于20世纪的初期,经逢丧乱,一生命途多舛,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始终执着,或者披荆斩棘,开拓一片新领域;或者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泽被后人。时代给了他们苦难,而他们负重前行。其学养与人格的魅力,必将超越一时一世,成为后来者不竭的精神食粮。


语言学


李佩(1917.12.20—2017.1.12)


李佩,江苏镇江人,著名语言学家。早年于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但在50年代于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后,逐渐开始研究英语教学。于60年代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教授,1978年白手起家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举办了国内首期应用语言研究生班,为该学科在国内正式建立做了开拓性工作,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代表作:《英语文选》《英语试题与论文集》《高级英语教程》《研究生英语资格考试试题集》


思想者说:

关于生活——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多为大家做一点事。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有时候我连小事也做不了,比如说中关村的交通,骑自行车者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我想拦住这些不讲公德的骑车人,问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


周有光(1906.1.13-2017.1.14)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江苏常州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早年研读经济学,后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以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为研究中心,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科学的阐释,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其关于语言文字学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代表作:《汉语拼音词汇》《比较文字学初探》《汉字和文化问题》《朝闻道集》等


思想者说:

关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着别人走。教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

关于中国——

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中国人对世界太不了解了,好些人狂妄自大,很多时间竞争得很厉害。(这些)我们自己知道,人家也都知道。我们自己封闭自己。


邹晓丽(1937.5—2017.8.31)


邹晓丽,浙江省觐县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留校讲授古代汉语课。毕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汉字学、训诂学、汉语史及红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在教学方面,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提携后学,爱生如子,是一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好教师。

代表作:《基础汉字形义释源》《古汉语入门》《咬文嚼字红楼真味》等


思想者说:

关于生活——

生活是严峻的,任何人都免不了雨雪风霜的侵袭。谁料到50年代在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上得过奖牌的我,在36岁(1973年)时身罹类风湿顽症,并在三年中就急速发展到手足严重畸形、步履艰难、形销骨立的地步。……我对自己说:孩子的确重要,但决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不能无所事事地让病魔吞噬,必须尽全力从平凡的教学中寻求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只有从其间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才能冲淡、减轻病痛的折磨。我决心一步一步从点点滴滴做起。


社会学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1.9)


齐格蒙特·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西部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著称,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因为犹太人的家庭出身,鲍曼的前半生饱受反犹主义的困扰。他的学术研究早期关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领域,后期转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倾向于关注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大屠杀事件和源自现代性“矛盾情感”的分析,这种独特的学术研究经历,使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独具特色。

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新穷人》《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


思想者说:

关于一生——

童年时期,我被强行带离我所属的世界,不许我再进去;战争期间,我曾无助地想加入一个世界,结果却被流放在它之外;回到祖国之后,现实因“肉食者”的伪善而变得可恶,与我的希望、我的期待之间渐行渐远;我在另一个国家暂留,这回的经验是“进”到这个地方了,但不属于它;而最后,我生命的后一半居住在一个对异邦人极友善的地方,不过,友善的前提是异邦人不要老以为自己是本国人……


关于大屠杀——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都不可能有的居民。……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她发生的可能性。


文学


刘锡庆(1938.10—2017.1.15)


刘锡庆,河南滑县人,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中国“写作学”研究方面重要人物。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历任北师大中文系写作、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完成《写作基础知识》,成为新时期第一本教育部颁定的“文科统编教材”;1985年率先推出第一本称“学”的写作著作《基础写作学》,被认为是当代写作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代表作:《基础写作学》《写作通论》《诸体述要》


思想者说:

关于写作——

作文有三种性质:一是自我性,即我的作文我当家,这是天生具来的;二是时间性,即作文必须是自己写的,不能遗传,也不能世袭,不能以为老子是文学家,儿子也一定是文学家。文学没有什么秘密,靠的是自己的悟性;三是创造性,如果我们的作文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创新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作文是工业化时代留给我们的一块独木舟,要精神独创。


冯其庸(1924.2.3—2017.1.22)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江苏无锡人,著名红学家。幼时家境贫寒,多次因贫困失学,1954年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十年后“文革”开始,生活几经辗转,渐渐对《红楼梦》感慨颇深。1969年,因担心《红楼梦》被红卫兵抄走,开始瞒着所有人手抄《红楼梦》。一年后的某个雨夜,他抄完了最后一个章节,搁笔感慨万分,赋诗道:“《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代表作:《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专著二十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


思想者说:

关于《红楼梦》——

《红楼梦》从头至尾读起来,你要不间断地一气读到底,或者你反反复复读,你会感觉到整个有诗的感觉。虽然是散文的形式,用散文形式来写的,实际上它带有诗的素质,还有一种诗词的表达形式。


霍松林(1921—2017.2.1)


霍松林,甘肃省天水县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重庆中央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胡小石、朱东润等名流。五十年代中后期,针对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许多有争议问题发表了一批论文,引起强烈反响,亦因此在文革时期受到批判。新时期拨乱反正后笔耕不辍,发表大量论著,其文学理论专著《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

代表作:《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西厢记〉简说》《宋诗三百首评注》


思想者说:

关于记和背——

记和背是需要的,关键是记什么、背什么。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在用力省而收效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扩大了知识面,研究、写作、记忆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夏传才(1924—2017.2.7)


夏传才,安徽亳县人,194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军区民运部干事。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天津师范学院讲师、《河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先生常年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专《诗经》,1993年与国内外学界同仁组织成立中国诗经学会,并当选首任会长,为推动当代《诗经》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

代表作:《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历代诗经要籍集成》《诗经学大辞典》等


思想者说:

谈治学之路——

我不懒惰,从来不午睡,习惯夜间工作。我已经丧失了二十三年时间,必须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白发斑斑的我,再不出成果,不多做工作,就来不及了……能够像马克思老先生那样,面向写字台,坐在靠椅上,没有痛苦,没有依恋,安静地走向另一个世界,那是多大的幸福啊!


吴定宇(1944.3—2017.7.22)


吴定宇,四川岳池县人,国内较早倡导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学者之一,在郭沫若和巴金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1963年,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9年至中山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担任过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编辑学与出版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代表作:《守望:陈寅恪往事》、《巴金与中国文化》、《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质与文化价值》等


思想者说:

关于巴金——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在向人民赎罪的同时,也对内心进行自我审察,从而萌生出忏悔意识。巴金的忏悔,不是向基督教的上帝忏悔,而是向他自己的上帝——人类进行忏悔。


钱谷融(1919—2017.9.28)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江苏武进人,现当代文艺理论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卓著,与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并称“北王南钱”。钱谷融先生长期从事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代表作:《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


思想者说:

关于学术争论——

……当时那套“左”的专制的文艺思想并非真得人心,很多人一开始心里就有抵触。因为它和人心中的善的东西,美的东西是相抵触的。……我的文章有缺点和错误,发表出来受到批评,本来是意料中事。在学术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当年在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早就有许多同志对我的文章提出过不少批评了。这些批评,包括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评在内,都是出于善意,不管我是否同意,能否接受,对我都是有帮助的,我对批评者也是衷心感谢的。但发展到把我的错误当做政治问题,甚至当做敌我问题来批,却实在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关于现代文学——

实际上,我并不喜欢现代文学,讲现代文学是当时教学的需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很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与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只有短暂的几十年,也没有太令人喜欢的作家。在现代作家中,我最喜欢鲁迅、曹禺。


高莽(1926—2017.10.6)


高莽,哈尔滨人,著名翻译家,常用笔名乌兰汗。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历任《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主编。2013年11月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获得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俄罗斯—新世纪”。

代表作:《久违了,莫斯科!》《枯立木》等随笔集,《安魂曲》《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等译作


思想者说:

关于翻译——

我们翻译外国的东西就是要把新的或不了解的事物介绍到本国来。一个人的智力毕竟有限,岂能万事通。异国的古代史、宗教、风俗习惯、生活用语,异国的新词汇等等,有时在字典里、百科全书中也查不到,或还没有收录,为此必须下大功夫。不但平常要注意各方面的现实,还要积累新的词汇,要有广博的知识、强大的记忆力,又要有高超的表达能力。

关于翻译内容——

早期喜欢翻那种斗志昂扬,胜利的,歌颂英雄主义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完全不喜欢这类东西了,也不是不喜欢,是我觉得那个时期过了,青春时期过了,而且那时候发现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些是美化的,和现实不一样,现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写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有了美化的成分。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又长出一个脑袋来,重新看人的关系,重新看世界,所以,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需要动脑子、需要了解人生,需要了解人的心灵的深层的东西,拷问人生的作品。


王步高(1947-2017.11.1)


王步高,江苏扬中人。196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德文专业。中国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学者、《大学语文》系列教材主编,师从唐圭璋教授。一生为国文推广教育贡献颇多。其主编的《大学语文》系列教材,为全国“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获2002年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

代表作:《梅溪词校注》《司空图评传》《大学语文》(主编)


思想者说:

谈教学——

我对清华讲堂的“敬畏”依旧,对学生感到“震撼”“自愧不如”之心依旧,经常往返于清华与东大依旧,对教学兢兢业业依旧……追求卓越,耻不如人,是清华的精神。我深感教无止境,要继续自强不息,进取不已。


范伯群(1931.9—2017.12.10)


范伯群,浙江湖州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期已近现代通俗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出版若干编著,2002年其社科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代表作:《礼拜六的蝴蝶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等


思想者说:

关于研究方向——

寻找研究方向就像开采原油,有两条路径:一是挖分井,比别人掘得更深;不行就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油田。

关于网络文学——

在早晚上下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许多人都低着头在“移动终端”上进行阅读。在中国都称这些人为“低头一族”,这终端上出现的大多数是网络小说……网络文学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它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实在太大了,这就反逼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得不重视这样一个惊人的社会现象,弄得不好它会成为“洪水猛兽”;但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它就能发挥“正能量”。


丁景唐(1920.4—2017.12.11)


丁景唐,浙江镇海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恢复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包括影印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一个十年的10卷本;并接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一重大出版工程,并于2009年出版了第五辑,至此,这套史诗般巨著共100卷,以文学长廊形式,全面展示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

代表作:诗集《星底梦》、《妇女与文学》,评论《学习鲁讯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二十卷本)


思想者说:

关于左联——

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沉绵的小说,或是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余光中(1928.10.21—2017.12.14)


余光中,籍贯福建泉州,著名诗人、作家。1950年跟随父母迁台湾,并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并在1952年毕业时发表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余光中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

代表作:《乡愁》,《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余光中经典作品》等


思想者说:

——当我死时(写于1966年)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杨敏如(1916—2017.12.15)


杨敏如,天津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精于唐宋词研究。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顾随等名师,专攻古典文学方向,兼研俄罗斯文学。杨敏如先生从教数十年,对教学工作全力以赴,对学生关怀备至,得到众多学生的真心爱戴。在所授课程中最为其喜爱、讲授最多的是唐诗宋词,精彩的讲解使古典诗词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无数莘莘学子。杨先生是已故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

代表作:《宋词百阕》、《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唐宋词选读百首》等


思想者说:

关于教书——

我教授的是古典诗词,拿到诗词,我就像沐浴在温暖的海洋里似的,沉醉在诗词丰富的艺术气氛里。要讲苏东坡之前,我可就坐不住了,走到哪里想的都是苏东坡。我不是纯粹地看书,人家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我要自己理解,我要先把词会得很透很透找自己的心得,然后再在讲台上讲给大家听。我教书也不是要大家夸我教得如何好,而是希望通过我的教授使学生喜欢这首诗或这首词,要把眼光带到作者的境界,心领神会。


屠岸(1923.11.23—2017.12.16)


屠岸,原名蒋壁厚,笔名叔牟,江苏省常州人,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屠岸先生自幼家学深厚,受母亲影响,热爱诗歌和文学创作。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诗,八十年笔耕不辍。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等职。

代表作:诗集《萱阴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文学评论集《诗论·文论·剧论》,散文集《霜降文存》等


思想者说:

关于诗——

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

关于译诗——

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

关于来世——

女儿问我来世希望做什么,我说,还是做诗人。我不会当小说家,爱画画,但也不一定当得成画家;如果是当动物,最好变成一只小鸟。


考古学/人类学


张颔(1920—2017.1.18)


张颔,山西介休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自幼家境贫寒,但因酷爱文史学科,博闻强记,苦学成才,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1965年,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代表作:《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侯马盟书》


思想者说:

关于人生——

不断地打,不断地翻案,我想到这个,“临钱无苟得,临难无苟免”。我本身是不爱哲学的,但也有一些道理,有些钱有些什么,你可不要随便地拿钱,一定是遭到灾难的时候。你不要苟且度过,应该还是扎扎实实、安安心心地考虑,总有前途的。


李亦园(1931—2017.4.18)

李亦园,福建泉州人,1931年生。1948年赴台。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1960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8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曾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1967.8-1998.7)、所长(1970.11-1976.10)、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创院院长(1984.8-1990.7)。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宗教行为、华侨研究。

代表作:《文化与行为》《信仰与文化》《人类学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图像(上下册)》《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生涯》《李亦园自选集》《说文化,谈宗教——人类学的观点》等


思想者说:

谈人类文化——

人类学家不但认为全世界的民族没有智愚之差,也认为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特色。保存这些文化特色,是人类必然的责任,以避免走入特化的死胡同。要避免人类族群之间产生误解,就应当使他们了解这些人类学的观念。对于全世界人类的理解与关怀,正是一个21 世纪知识分子,必然要通过的一个关口。


张忠培(1934—2017.7.5)


张忠培,湖南长沙人,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建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留校任教。自1958年以来,张忠培先生先后在陕西、吉林、黑龙江等地主持大规模考古研究工作,填补了考古学上的一些空白,开创了史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

代表作:《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等


思想者说:

关于治学——

一个年轻人从事学术活动时要发表学术著作,的确都是比较难的,受到一定的打压也很正常。……年轻人就像野草,开始的时候总是要被石头压着的。关键的问题是,一颗野草要想什么办法,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而在自己枝繁叶茂后,别再打压那些新的野草!


王恩田(1931.4—2017.8.28)


王恩田,回族,山东德州人,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专家、先秦史研究专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成为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长期从事先秦史、商周考古、古文字等研究工作。曾主持临淄齐故城小城钻探,首次发现齐刀币铸钱遗址,并主持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的挖掘,发现安阳殷都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随葬青铜器最重要、杀殉人数最多的晚商大墓。

代表作:《齐鲁文化志》《陶文图录》 《陶文字典》等


思想者说:

关于奴隶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制度是以保全“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的生命为前提的。奴隶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其文明与进步首先就表现于此。但在我国史学界长期来流行着一种奇怪的理论,认为原始社会是美好的,“新生的”地主阶级也很先进,独有奴隶社会最最要不得,他们把野蛮时代特有的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人祭,张冠李戴,强行加在奴隶社会的头上,并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似乎我国的奴隶社会没有什么文明进步可言,奴隶主阶级即使处在上升时期,也根本不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和先进者”,而是一群青面獠牙的刽子手,只会杀人,凄凄惨惨戚戚。


哲学


杨祖陶(1927-2017.1.22)


杨祖陶,四川大竹县人,西方哲学史家。1945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等教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文学士)后留校任教,后又至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讲授西方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课程。杨祖陶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一贯把第一线教学视为天职,其讲课的逻辑魅力至今仍为听众所称道。在指导研究生工作中,以严谨规范著称,多次获得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代表作:《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


思想者说:

关于治学——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创新。我认为“求真”与“务新”两者不可偏废,而应当统一起来,并无止境地从一个层次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一个艰苦的、但也是一个愉悦的上下求索过程。

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不论风云变幻,不管艰难险阻,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理性哲学的探索与耕耘,始终坚持教学、研究与翻译三者结合的为学道路。


卿希泰(1927.12-2017.2.17)


卿希泰,四川省三台县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中国道教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1959年曾负责创建四川大学哲学系,并任该系副系主任、副教授等职;1980年负责创建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世界知名的道教研究权威学者,其有关道教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被认为是道教文化研究的“世界权威学者”。

代表作:《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思想史》《无神论史话》


思想者说:

关于道学研究——

开辟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道教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这项研究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且头绪繁多,需要阅读的图书资料浩如烟海,而且其中精华与糟粕杂陈,科学与谬误交织,难于鉴别。……工作条件既艰苦,有时还要遭到一些不了解此项研究重大意义之人的误解或白眼。但这一切都从来没有使我的思想产生动摇,既然方向已定,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时我就是这样鼓足勇气,迎着困难、披荆斩棘、争分夺秒、夜以继日、默默无闻地在浩瀚的书海中耕耘着。


法学


张树义(1953—2017.1.20)


张树义,山西省临县人,著名行政法学家,新中国行政法学重要开创者,同时也是行政法学界“控权论”最早的倡导者,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学科主要建设者。主张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不仅要以宪法为背景,更应以中国社会改革、社会结构变迁为背景;提出行政法的价值理念是控权,防止权力的滥用。

代表作:《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


思想者说

毕业致辞——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也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年代,也是一个潜藏着太多诱惑的年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你们或走“白道”为学,或走“红道”从政,或走“黄道”经商,但绝不希望你们走“黑道”。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你们也许著书立说,建功立业,经世济民;但我更希望你们永远怀有一颗平常之心。


吴家麟(1926—2017.5.3)


吴家麟,福建省福州市人,新中国宪法学的泰斗,对新中国宪法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至宁夏大学任教,并担任校长。在40年的教育生涯中,在编写宪法学、法律逻辑学方面,以及培养和提高宪法学师资方面,做出了卓著贡献。他撰写的《宪法基本知识》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宪法的著作,他主编的《宪法学》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第一部宪法学教材。

代表作:《宪法基本知识》《法律逻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宪法学》等


思想者说:

关于治学——

尽管对宪法的思考给我带来无端横祸,但我对宪法学依旧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就我个人而言,尽管走这条路遭遇过不少挫折,碰到过许多钉子,但我仍不改初衷,不计得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神圣的民主与法治事业努力奋斗。搞宪法就是搞民主与法治,而发展民主制度和实现法治目标正是使人民的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

关于家庭——

二十多年的右派磨难,有的右派不存在了,有的右派意志消沉,锐气全无,而我却不一样。我曾经在武汉讲学,之后被评价为“锐气不减当年”。我之所以还能够这样,我的夫人有一大半的功劳。……她始终坚定地陪伴在我的身边,抵住层层压力,承受了一般妇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压力。虽然那时外面的世界是“风刀霜剑严相逼 ”,而我们的小家庭却幸福温馨,春意融融。真挚的爱温暖了我的心,成为我的精神支柱。


刘山鹰(1969.10—2017.7.10)


刘山鹰,湖北人,多年来致力于宪法学研究,尤其于新中国宪制变迁领域,用力甚勤、成绩斐然。刘山鹰曾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今日说法》栏目策划,加拿大《东方时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宪法学会理事等职务。

代表作:《中国的政宪选择—1945年前后》等


思想者说:

关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不是一个群体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解放出来。你理解起来可能觉得很抽象,实际上很具体,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改革开放的享受者,同时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到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来。


傅鼎生(1953.2—2017.8.3)


傅鼎生,著名民法学家,华东政法大学民法学科带头人。曾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民法学硕士生导师组组长。连续13年被华东政法大学学生评选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2016年4月查出胰腺癌二期,与病魔抗争了一年零四个月后身体状况恶化,于2017年8月3日逝世。

代表作:《市场行为法律制度》、《侵权赔偿》、《上海法制战略研究》等


思想者说:

关于学生——

学生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我要求他们能把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即观点鲜明,论证清晰并能放入实践中检验。学生的观点通常是他们独立思考的火花,是创新的前提,需要老师帮助论证和评价。对于正确的思想,我们要引导他们继续走下去,而对于错误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及时予以纠正。


邱兴隆(1963.1-2017.9.20)


邱兴隆,湖南湘乡人,著名刑法学家。师从法学泰斗高铭暄先生,曾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术上,邱兴隆先生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司法部法治与法学教育研究课题1项,有《刑罚学》、《刑罚理性导论》等专著。而在刑法实践中,他先后办理了刑事案件200余件,涉案标的1000万元以上的民事案件20余起,被称为“三湘刑辩第一人”。

代表作:《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等


思想者说:

关于死刑——

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

关于看守所的经历——

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


历史学


权赫秀(1962.1—2017.9.10)


权赫秀,朝鲜族,吉林盘石人,创建辽宁大学东亚关系史研究中心,强调从全球、多边及跨学科综合的角度来深入研究东亚地区各国各民族相互关系历史。发表大量有关东亚历史文化以及朝鲜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论文与评论文章,在国内外学界最早提倡建设一个中国“朝鲜族学”。权赫秀先生先后在中、韩两地求学,曾于1998-1999年担任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暨韩中论坛常任研究员,对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近代中韩日关系及东亚国际关系史均有深入研究。

代表作:《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


思想者说:

关于朝鲜史——

我国高校的朝鲜史教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仍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如至今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课程标准与教育内容,也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相对而言,国内高校的朝鲜史教学已经滞后于朝鲜史研究的发展,与日本等外国高校的朝鲜史教学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何方(1922.10—2017.10.3)


何方,陕西临潼人,研究领域为国际问题、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后,何方先生曾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年受到错误处理,1978年平反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8年,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写过大量内部研究报告。

代表作:《论和平发展时代》《何方集》《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思想者说:

个人对历史的反思——

我在回顾以往时,总想到自己过去犯了不少错误。其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由于中个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图蒙混过关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认反‘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还参加了揭发批判张闻天反“三面红旗”,从而造成了终身遗恨……加之后来看到对张闻天的平反也很不彻底,所以决定,作为赎罪之一法,想响应杨尚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号召,写一些有关张闻天的材料,而谈论整风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

关于历史的事实——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什么职务,这是客观存在,终究掩盖不了,更抹杀不了。但为什么会时隐时现和变来变去,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从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阿里夫·德里克(1940—2017.12.1)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土耳其裔历史学者,美国著名左派学者,俄勒冈大学教授 。出生于土耳其,在大学时期曾经参与学生运动。1964年赴美留学,当时席卷全球的左翼社会运动,让德里克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缘。他钻研中国革命前后的思想脉络,考察中国革命中诸多观念的来龙去脉。清华大学教授刘东曾评价说,德里克是一位“思想活跃又深具生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晚年的德里克尖锐批判各种新兴于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潮。他不同意后殖民理论,认为其论述会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更反对以各种“文化复兴”旗号下资本与国家的合谋。

代表作:《革命与历史》《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


思想者说:

关于后殖民主义——

全球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中的发展主义假定,而后殖民主义与全球主义不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为当前权力结构做辩解,倒不如说它是对这种结构的妥协……我曾提议,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商传(1945.11—2017.12.26)


商传,河北保定人,著名明史、社会史专家。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担任中国社科院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于2010年出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明史、社会史,曾于央视《百家讲坛》讲授《永乐大帝》等内容。

代表作:《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志》等


思想者说:

关于人生——

虽然有时候我会如此思考明朝的历史,但是我感觉自己命中注定成就不了一个高水平的史学家,这也许是我性格决定的。上大学时,我在课桌上贴了一句话:“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就是让自己生活得洒脱一些,可是随心所欲的人怎么能成为史学家呢?所以我认为自己命中注定了只能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文人。


教育学


李观仪(1924.9-2017.2.6)


李观仪,江苏常州人,著名英语教育家,《新编英语教程》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奠基人之一。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1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系,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上外第一批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着教材缺乏的问题,李观仪广泛地借阅资料,先后主编出版了八册《新编英语教程》,这套书伺候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语专业教材之一,在今天仍多次再版。

代表作:《新编英语教程》


思想者说:

关于合格的英语教师——

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合格的英语教师呢?他们首先必须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有良好的听说读写技能。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中小学英语教师和高校英语教师有同样的水平,但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最基础的准确流利的语音语调、全面的语法知识、一定量的词汇、应付自如的听读技能和流畅得体的说写技能是最根本的要求。


卢乐山(1917-2017.11.9)


卢乐山,湖北省沔阳人,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卢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其祖父卢木斋、外祖父严范孙都是近代知名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卢乐山带领学前教育教研组建立了新的学前教育体系,并探索自己的学前教育模式道路,此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用一生见证了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变迁。


思想者说:

关于为人父母——

有的家长急于要求自己能做称职的父母,当“好爸爸”“好妈妈”,但又怀疑自己的能力,担心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会出现失误或错误,因而顾虑重重,惶恐不安,感到困惑,不敢大胆承担责任。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态无形中会传染给孩子,影响他们的个性。也有的家长看到别人教子有方,取得好的效果,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产生不必要的自卑感。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做父母的也都是普通人,有长处也有短处。在教育子女上出现缺点和错误也是正常的。假如对自己要求过高,又力不从心,只会使自己感到愧对孩子,增加心理上的压力。不但影响自己的积极性,反而疏远了孩子,失去了天伦之乐。

如果父母处处为孩子做得尽善尽美,反而阻碍了他们自我发展的机会,应当给孩子留些机会发挥作用,让他们去显身手。这样会使他们感到自尊,提高自己的积极性。


杨小石(1923—2017.11.13)


杨小石,北京市人,著名教育家、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奠基人之一。1948年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后至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英语教研组工作,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由其主编的《英语修辞学》等著作为英语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他录制的许多英语教学磁带等有声教材,成为一代代英语学习者记忆中难忘的声音。

代表作:《王孙梦》《干旱的九月》《他的寡妇的丈夫》等


思想者说:

关于读名著——

名著不要普遍的读,要有选择的读。有的东西是不得不读的。学英语,对于所学的国家的文化应该有一定基础。比如,如果是外国人来学中文,有的作品他就不能不读,如果他不知道三国,水浒,聊斋,红楼梦就不行。

关于翻译——

搞外语工作,与社会怎么挂钩?怎么做贡献?我们的方重先生就做得挺好。杨宪益、王佐良这些人也做得很好。要把外面好的东西介绍进来,还要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介绍出去。现在看来,介绍出去比较难,要好好做这方面的工作。


吕必松(1935.6.17—2017.11.22)


吕必松,江苏泰兴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重要奠基人。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在学术研究领域,吕必松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十多部理论著作和汉语教材。20世纪末以来,吕必松教授致力于倡导“字本位”,并提出“组合汉语”概念,主张在字本位的理论基础上重新阐释汉语特点,进而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教学体系及具体教学方法的改革。

代表作:《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华语教学新探》《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等


思想者说:

关于汉字——

我认为,汉字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区别性和节约性的统一以及形义音的统一上谋求最大公约数。实际上,汉字发展的过程就包括这种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简化汉字只是部分汉字的简化,对部分汉字进行简化,是因为有些汉字确有该简之处。笔画太多的汉字区别性有余而节约性不足,不但难写,而且难看,在印刷品中尤其难看,甚至看不清其中笔画组合的方式。对区别性有余而节约性不足的汉字进行简化是理所当然,也是为了谋求区别性和节约性以及形义音的更好的统一。


王策三(1928.10.15-2017.12.20)

王策三,祖籍安徽,1951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留校任教至1999年退休。他深入研习西方经典教育思潮及理论以及苏联教育学,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学论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等工作。新课程改革以来,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就课程改革学术问题的争论被誉为中国教育界的南北之争。钟王(钟启泉,王策三)之争,关乎知识观、课程改革方向及课程理论基础的三层论辩。王策三先生重视本土及特色课程体系的构建,批评新课改“轻视知识”的倾向,并严谨提出课程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应当具体分析而非一概而论,在新课改高歌猛进的一路上重新肯定凯洛夫(苏联)教育学对于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合理性,体现在其规范性及强实践性。

代表作:《教学论稿》《教育论集》《教学认识论》(主编)《基础教育改革论》(合著)等


思想者说

关于课改——

某些教育专家和干部,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过分相信权威和权力,过高估计自己,低估群众,脱离群众。几乎忽视广大教师作为(课程改革)主体的存在和尊严,对教师似乎不是平等对话,为他们服务,热情指导、支持,而是简单驱使乃至指手画脚;不仅如此,还很难听进不同意见,对正确、正义的舆论缺乏敏锐的感应能力和虚怀若谷的宽容气度。

关于派别——

不管你是什么派,这都是符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


经济学


肯尼斯· J·阿罗(1921.8.23——2017.2.21)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美国经济学家,于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与约翰·希克斯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是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发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他在微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等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代表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存货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组织的极限》《公共投资、报酬率写最适财政政策》(合著)等


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贺词:

“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述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

阿罗归纳出了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这个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优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性定理,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编制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


谭崇台(1920.6—2017.12.9)


谭崇台,四川成都人,著名经济学家。194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至哈佛求学,师从熊彼特、列昂惕夫。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博士的博导。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代表作:《谭崇台选集》《发展经济学》等;主编《20世纪の 西方经济学》《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等


思想者说:

关于“泰斗”——

不要帮我“吹牛”。我不接受“泰斗”这个称号。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一名老师。

关于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年轻而充满生命力的学科,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将成为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


萧灼基(1933.12—2017.11.14)


萧灼基,广东汕头人,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因品学兼优于三年级时被推荐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金融与证券市场等,是国内较早从事证券市场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代表作:《萧灼基选集》《萧灼基文集》《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纵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等


思想者说:

关于人才竞争——

大家都知道人才竞争的重要性,海归派被大家看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事实上,本地和尚里面可能也有许多是能念好经的。不同的岗位需要的人才不同,并不是只要学历高就好,也不是留过学的就一定好,关键是要看效果。

关于一生——

读书、教书、写书是我的人生经历,也是我的座右铭。我通过一生的努力把每一件事做好。


政治学


萨托利(1924-2017.4.4)



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946年取得佛罗伦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76年接任阿尔蒙德的职位任斯坦福大学专职教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特·史维泽人文科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广及民主理论、政党制度、宪政制度、治学方法等方面。

代表作:《政党与政党体制》《民主新论》《比较宪法工程学》等


《民主新论》中文译者评:

冯克利:至少就我所知,在目前的汉语文献中,还没有哪本讨论民主的书像它那样,对民主这一概念作了如此细致的研磨。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

阎克文: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从梳理“民主”一词的历史脉络着手,开始了一场动人心魄的理论跋涉。……抽丝剥茧似的严密论证,使人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是现代民主的确切含义和实际经验,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折磨了人类数千年的政治问题,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主的普适价值不可能仅限于“民主”这个词语,便实属必然。


海外汉学


狄百瑞(1919—2017.7.14)


狄百瑞,亦名狄培理,著名汉学家,西方学术界“新儒家”领域的开创性人物。1949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他的教学事业,负责发展东亚研究的本科通识教育课程。他为此而编制的阅读资料选材来自印、中、日、韩等地区。这套资料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专都广受欢迎,后更配上超过140篇文章,以供亚洲地区的通识教育之用。狄百瑞主张儒学绝非现代化的阻碍,反而是东亚地区的文化资本。2016年凭借在儒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第二届唐奖“汉学奖”。

代表作:《儒家的困境》《中国的自由传统》《东亚文明》《亚洲价值与人权》等


思想者说:

关于儒学——

未来的理想的教育应该是回归中国古典的人文教育,即以研读和讨论经书为中心的教育。……现代教育太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了人文教育,也没有教导个人应该对社会负道德的责任。因此教育变得非常专门,非常支离破碎,完全没有教导学生如何在他所生活的社会,所存在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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