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为何能反超北方?900年了,北方经济又为何干不过南方?


来源: 中国经济学人 财经,社会 2017-09-13 {{ like_count }}

作者:最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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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这个话题绝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好几波谈论中国南北差异的话题,都很娱乐化。要么北方人见到南方大蟑螂然后惊呆了,要么南方人看到北方人上菜市场然后惊呆了。


这些见诸习俗、风物、个性的表象,之所以一次次上了热搜榜,无不证明和强化了南北方的界(对)限(立)。


这条分界线就是秦岭—淮河。它虽然是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划分的,但却相对精确地表达了南北差异。它是中国旱作、水田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暖温带分界线。1月平均气温0℃等温线几乎与它重合。


▲南北方分界线是一条神奇的线,比如它同时也是年降水量800毫米线。


但是,这些“惊呆了”,都很廉价。被娱乐化的南北差异除了让人很肤浅地笑一下,你还指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吗?相反,一些严肃的话题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却被忽略了。


比如,同样基于这条分界线而存在的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中国历史基本是从中原所在的北方开始书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用两个字就可以写完南方——蛮夷。有意思的是,到后来,谈起经济和社会发展,南方已有十足的底气反过来鄙视北方。


一直到现在,北方多数地方还活在“我们祖上阔得很”的余荫里,而更加务实的南方则吹响了新一轮的发展号角,意欲进一步扩大对北方的经济领先优势。


这就让我们更有理由正视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北方经济就被南方追上并反超呢?原因又在哪里?


01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1950年代,史学家张家驹写过一本书,专门谈这个问题。后来不时还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但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性的成果出现。


这不奇怪,因为没有新意嘛。一提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如何破坏凋敝,南方经济如何强势崛起,此消彼长,南方就超越北方了,论证完毕。


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线性。


先来驳斥两种谬论:


第一,很多人引用明人于慎行的话说:“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旷阔。汉晋以下,江南富实,江北凋敝。盖由三国五胡之乱,兵害战争多在江北。”中心思想是,战乱导致了北方经济的衰落。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二,还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经济不弱于北方,隋唐以降南方经济更不逊色于北方,故历史上并不存在经济重心南移一事。这种观点很标新立异,但这是真的吗?


▲关中地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全国经济的扛把子。


至少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北方“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南方仍然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生产力落后得很,跟北方不在一个层次上。


东晋政权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乱,相隔400多年,但都是南北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两个重要节点。这足以说明,战乱频仍的北方,经济实力并未衰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然优势明显。


这也不奇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经济是有弹性的,只要伸张有度,不可能一下断裂。


唐代的全国经济重心在河北一带,属“极富之地”。北宋年间,河北一带经历与契丹的多次战争,经济却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领先优势。河北产的绢等纺织品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是全国最高的。


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绢1000万匹,皆取自内库,其中一些来自两浙地区的绢,遭到了金人赤裸裸的嫌弃。他们嫌浙绢轻疏而退回,所收几乎全是河北精绢。可见,河北经济发展质量之高,江南地区远不能望其项背,连少数民族政权都很懂。


陕西同样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入宋以后,在宝元年间(1038—1040)大规模的宋夏战争爆发之前,据苏轼说,是“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农家者,多于府库也”。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有没有?


▲《清明上河图》(局部)是北宋北方繁华的例证。


其实,南北方的纳税数据最能说明北宋时期,北方经济仍优于南方。


当时,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人口多出北方两倍多,而负担的税额仅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最富裕的四个省份,税额也都大大低于河北、陕西。北方的财政负担比南方沉重得多。


经济越发达,税负就越重。这几乎是古代中国征税的通则。就跟明清两代重重剥削江南一样,北宋重重剥削北方,这就能看出其时北方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南方。


02


是的,战争可以一时摧毁一个地区的繁荣,却无法一世消灭这个地区的发达。


只要假以稍微稳定的局面,这些原本繁荣发达的地方就表现出它们的潜在优势,在战后迅速修复经济,实现强力反弹。


从东汉到北宋,北方经常在战乱与和平的循环中守护它的经济优势,而相对安稳的南方则默默扮演了追赶的角色。


打个不算恰当的比方,那时的北方有点像现在的欧洲,经济烂熟,发展缓慢,但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南方则有点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发展势头迅猛,但毕竟块头还小,想要超英超美还需时日。


北方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环境的破坏。


尽管出现过手工业的精品,但无可否认,农业是北方经济长期碾压南方的杀手锏。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将全国土地分为三等九级,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土质最为膏腴,南方的荆、扬二州最为贫瘠。


土质的沃与瘠,决定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先进与落后。


秦汉时期,农业的精耕区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这一带是帝国的粮仓。


就粮食亩产而言,以粟米为例,北方到唐代已臻顶点,此后宋至清均未达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方对农业的过度倚重,导致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植被与环境,最后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北方发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北方人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耕种的地方。数百年来的滥垦滥伐, 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植被。自唐以降, 陕北黄土高原上水、旱、风、雹横行肆虐。此时, 正是关中、中原贫民源源不断涌入陕北黄土高原辛劳垦荒之日。


人祸招致天灾,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经济良性发展。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互相伤害的故事。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湖泊急剧减少,农田灌溉都成问题,北方的农业优势便日渐难以为继。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黄河水患造成的恶果。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不仅使中游地区的耕地面积日渐减少,而且使下游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易溢、易决、易徙。自西汉到民国,黄河决口超过1100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来一次,其中唐代以后决口更频繁。再好的农业基础,也经不起这么高频率的摧残。


▲从西汉至民国,黄河决口逾千次。


相较之下,南方发展得晚,长期未开发,则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至少在自然环境这一块,受到的破坏没有老农业区黄河流域那么深重,其受到的自然报复程度也就没有北方那么严重。


随着北人南迁,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成为南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在南方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南北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差异,决定了二者的后劲截然不同。如果要给天灾找人为因素,那么,这无疑与历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切相关。


北方长期作为政治重心,在传统的耕战政策指导下,发展农业的目的是养兵立军,且赋税往往征之过甚,这就导致了必须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粮食,以毁坏天然植被、放弃多种经营为代价的单一粮食生产方式由此确立。南方经济则一般是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人为干扰较少,统治者的征调也多折为钱绢,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由此产生。


03


南方最终依靠商品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整体碾压北方。打个比方,北方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与受益者,南方则宣告了市场经济的胜利。


传统中国,士农工商,阶层井然。这套秩序,北方人贯彻得很到位。北方人骨子里是重农轻商的,当人口增多,土地减少时,他们会通过走西北、闯关东等开荒种植的方式拓展生存空间,而不会在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上下功夫。


南方人灵活、务实得多,他们从来没有囿于稼穑一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种植业在南方备受青睐。南方人不以仁义与否来评判你是君子还是小人,而是以会不会赚钱、能不能赚钱来判断一个人牛不牛逼。工、商两业,尤其是商业利润高,越来越受到南方人的推重。至迟到唐初,商业在南方已有凌驾于诸业之上的趋势。


顾炎武说,苏州地区“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可见,在南方,最笨的人才去务农,聪明人都奔着高利润的商业经营去了。


▲《姑苏繁华图》(局部)反映清代苏州的经济发达情况。


宋代的商业繁荣,南方比北方突出。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是显著的例子。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让北方相形见绌。北宋的工商税收中,盐、茶、银、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好意思,这四项产品大部分或全部都出自南方。


长江在宋代开始发挥出交通大动脉的效益,干流及支流沿岸城市不仅数目超过黄河,繁荣程度也凌驾其上。此时,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繁盛,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写照。


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士人参与政治话语权的加重。南方士人在唐宋之际历次改革运动中的作用一次比一次大,反过来印证了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的趋势。


唐中叶的永贞革新,领袖王叔之、王伾分别是南方的越州和抚州人。改革很快失败,表明江南地主的政治力量还不够强大。到了唐末五代,南方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入宋以后,范仲淹、欧阳修、蔡襄、杜衍、余靖这些名臣,都是南方人。


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参与的大都是南方人,其核心人物主要是江西、福建士人。这表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不仅限于三吴及少数沿江平原,而是深入到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视工商业。两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方人对工商业态度的一个缩影。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的PK,本质上是南北方人观念的对决。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上首次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以后南北两方虽有明清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发展期,但自南宋起900年来,北方经济再也无法走出南方的阴影,直到今天。


总之,北方经济的衰落,属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南方经济的崛起,以及反超北方,则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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